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很好的理解，没有一种很好的选择，把这样的东西统统灌输给孩子，这可能是很危险的，教育出来的人，他符合古代的、前现代的生活方式所要求的社会规范，但他可能就不是一个现代人。

于工夫，亦是以‘逆觉体证为主者。对哲学抱有的任何预期，都可能意味着从一开始就与经学或理学不在同一个频道上。

同时检讨我们自己的中国文化，本来五四运动以来就想开出逻辑、数学与科学，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都还没有生根，还发不出来【9】云云。中国传统哲学的观念却在仰观俯察中形成，朝向天地之间的花草树木、虫鱼鸟兽之类，以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为最经典的代表。22 丁为祥：《以普遍诠释超越还是以超越架构普遍——朱子哲学理路的再反思》，《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同样地，若理学中的天理被当作最高概念，并被解释为事物的根本规律，则理气关系变成观念与物质的对峙，理气动静问题变成运动与静止的范畴，生生之机变成运动属性，整个宋明儒学划分为理本、心本与气本三系，全都逃不出主客认识论的框架。27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63,89,17页。

或许牟宗三建构的道德的形上学体系未必吻合最科学的模样，相比之下，冯友兰的新理学可能更科学。相比一个哲学的标准版本，其他任何理论不管有多接近，都意味着一种有缺陷的哲学。更进一步看，空间问题所关乎的，其实是如何构建一个可居的精神家园、实现自我安顿的安居问题。

《说文解字》讲：阴，暗也。春秋战国以来，南方的荆楚文化日渐发展，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初步显露，除了东西差异之外，南北差异也日渐分明。应当说，华夏文明自诞生起天然就具备一个美学的维度。尽管这一事实受诸多历史因素的影响，有时甚至并不基于统治者的主观意愿，但它恰恰证明了东方作为理想与宿地的方位隐喻在漫长的时间里已经演进成为一种深层次的集体意识。

商人创造天帝的观念，也正是希望通过占卜、献祭等手段讨好天帝、确保足够的生存资源。学者艾兰指出：在中国早期文献讲到河流的语境中，‘归指支流余脉流向河流主干或者江河归向大海。

而天象之崇拜，亦随之而盛焉。方位观念的形成，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人对空间的物理性认知，更是一种具备美学特性的空间规划。历史变得越来越长，西方所承载的起源意味与历史感都变得愈发浓重。一切空间认识都起源于方位，方位观是空间感知的前提。

国都开始迁至汴州—河北一带。与此同时，水平维度的延展又进一步凸显了空间的纵深，使得人所生活的天地成为深度与广度齐备的无垠空间。但从上文的分析来看，中国古代的空间方位观念，作为一种基本的文化意识，不仅对传统的文学、艺术、哲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甚至它的发端本身就已经具备美学特性。中在甲骨文中的字形如同旗帜，有学者推测该字形起源于上古时期测量日影的竹竿，如若这个说法成立，中在诞生初期就不只是指代地理中心，更是方位的测定中心，是空间秩序的整理者，是审美活动的原发地。

其中既包括高山大河、日月星辰所代表的自然经验，又蕴含人的精神趣味、审美情感所代表的人文经验，一切都被寄托于审美化的空间经验之中。中国的称号自此沿用下来，逐渐成为整个中原民族的领土代称，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其罕见的现象。

但中国人强烈的尚中意识注定了这一局面无法长久，《封禅书》接着记载秦始皇为了将天下中心移至自己的都城，开始对山川大河正名：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上这一空间方位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被赋予了神圣、崇高的意味，具备了超越层面的价值。

从上、下的建构到四方的展开，方位承载了中国人独具特色的空间想象。中原地区位于北半球，且纬度较低，朝向南方能够有更长的日照时间。《淮南子·天文训》讲：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或曰天一，或曰太阴。这段话详细地阐述了农业活动对人地关系的影响。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上、下这组原始的空间方位随着历史发展逐渐被赋予超经验的属性，这一点在中西文化中都是如此。

在古代西方，柏拉图在此岸对面创立了一个全然的彼岸世界，是理念的居所。万川东流汇入大海，而大海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庄子·天地》）的特性恰似道，万流所归的东方因此具备了道的特性。

早在商朝就出现了内服外服之分，到了《尚书·禹贡》的时期更有禹从中邦出发，每五百里为一个单位，将天下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个圈层，直至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早期的日月星辰之象并非纯粹客观的天文知识，而是人的地理经验在天上的投射，如先民将太阳视作一种鸟，商人的图腾即为玄鸟，星辰多为部落图腾或族徽，表示星象之形的青龙、朱雀、白虎等物象都源自地理，是人类用大地经验表征天文的方式。

人对东方的美学性想象正是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介入历史，参与华夏文明的建构。北方不仅寒冷严酷，更是失败、死亡的象征。

故而张光直说：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一个重大观念，是把世界分成不同的层次，其中主要的便是天和地。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空间问题的关注也多受此影响。另一方面，南方天然的自然地理优势也是抹不去的背景。如《管子·五行》所记：昔者皇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屠龙而辨于东方，得祝融而辨于南方，得大封而辨于西方，得后土而辨于北方。

天文与地理在早期通称天文，指代天地之间的一切自然物象。所谓的六合——人居中央，上下、四方依次从六个方向对人进行环绕与包裹的完形空间结构，在科学意义上本就是虚幻的，它是中国人依据对空间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想象建构而出的。

东方，首先是被太阳经验规定的东方。从时间上看，中国人历经数次王朝更替，文化习俗愈发不同，离昆仑所指向的上古文化差异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日复一日的农业劳作不仅将人的身体固着在土地上，更使人与土地之间有了深刻的情感羁绊。最早中心观念的出现就是居住者区域和环绕它的未知的、不确定的空间之间相对立的结果，前者是自己的世界。

如此重要的南方，却直到汉代才逐渐在方位之中占据一席之地，其经验上的后发性占据了主要原因。西方成了历史的方向，回望西方也正是溯源历史。历史研究要求我们搁置今人的价值判断，以观念的真实而非科学的真实作为原则，尽可能地回到历史原境，如此，河出昆仑作为历史观念的价值就远远超乎它作为地理知识的价值。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

然而这种东向为尊的情况大约到汉代中期开始有所改变，逐渐向南向为尊转移。如学者朱狄说：古代所谓的‘世界中心不是由于繁华，而是由于荒凉，大地上愈是一无所有，人也就愈感到自己是处于一个荒漠的圆周的中心。

经济中心则向东南地区的长江中下游转移。它无非是想把自己的边界凝固化，把已经建立了的秩序的世界和未经开辟的混沌世界严格区别开来。

以人为中心的方位建构，显然并不属于自然经验的范畴，因为天下本无所谓中心。河源同时也是族源、生命之源的隐喻。